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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盟与“二·二八”

[日期:2017/6/2] 来源:转载作者:转载

1947年2月28日,因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众愤慨,引发了全岛民众反对当局专制统治、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运动,史称“二·二八”起义或“二·二八”事件,其实质是一场台湾人民自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。1947年11月,参加“二·二八”的台籍爱国精英在香港创建了台盟。台盟追随中国共产党,寻求台湾民主自治,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台湾,反对台湾“独立”,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,成为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。

谢雪红、杨克煌在台中领导武装斗争

在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中,接受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老台共谢雪红(台盟成立后任台盟首任主席)、杨克煌(台盟成立后任台盟常务理事兼秘书长),在台中组建并领导二七部队(“二·二八”事件的导火索发生于27日,杨克煌故而起名“二七部队”),进行武装斗争。追随谢雪红革命的周明(台盟盟员,领导二七部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战)在回忆录《台中的风雷》中回忆,二七部队主要由台中师范、台中一中、台中工艺学校、台中商业学校等校学生组成。此外,中共台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组建了嘉南纵队,与政府军队展开激烈战斗。

1947年3月8日,中共中央透过在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“二·二八”起义的文告《台湾自治运动》强调,“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”,“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”。这份文告又于同年3月20日再次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上,也是中共中央给远在台湾的党组织的重要指示。中共台工委似乎没有收到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指示,但是台工委仍积极参加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全岛性抗争运动。

据谢雪红回忆,1947年3月8日,台工委书记蔡孝乾(老台共,1950年在台湾叛变)在台中与谢雪红筹备军事联合指挥部。谢雪红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共,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。1946年7月中共台工委正式成立后,谢雪红等即接受中共台工委领导。

苏新、蔡子民等为王添灯撰稿

“二·二八”期间,《自由报》同仁苏新(老台共,台盟成立后任台盟常务理事)、蔡子民(曾任台盟主席)、潘钦信(老台共,台盟成立后加入台盟)、萧来福(老台共,后加入台盟)等为社长王添灯(二·二八处理委员会委员、宣传组长)当参谋,帮助他整理和草拟二·二八处理委员会提案、广播稿等。据苏新回忆,当他们遇到重大问题或意见不一致时,则向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请示。可见,在二·二八处理委员会与当局进行的谈判斗争中,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台工委根据当时民众意愿,因势利导扮演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。从这一角度看,虽然“二·二八”事件是官逼民反,不过,事件发生之后,中共台工委迅速介入,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蔡子民在《忆“二·二八”与王添灯》一文中指出,王添灯向处理委员会提出的“三十二条处理大纲”,是由潘钦信、萧来福、蔡子民等草拟的,并送蔡孝乾审。“三十二条”主要内容包括:反对贪污腐败,要求省政改革,实现政治民主和高度自治,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等,其核心是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,要求台湾实行民主和自治。

曾重郎回忆本省、外省民众相互救助

时为青年学生的曾重郎(后任台盟理事)在《我所亲历的台湾“二·二八”起义》一文中,这样回忆他和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的一段道义之交:“因辛志平校长是大陆籍人,激怒的民众很难分清谁是贪官污吏谁是无辜的教育家。因此,我和几位同学商量,决定把辛志平校长一家三口转至位于新竹中学校园内的学生寮(即学生宿舍)由学生保护。”其后,“在国民党军队对台湾人民施行大屠杀的黑暗日子里,我就在辛志平校长和郑主任的保护下躲过了杀身之祸。”这一事实说明,某些人所谓“二·二八”事件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矛盾激化所产生的分裂运动的立论有失偏颇。

“二·二八”事件初期,由于局面混乱,确实出现过“殴打”“杀害”外省人的“过激行动”。1947年3月6日,处于全省领导核心的二·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《告全省同胞书》明确声明:“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、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,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。”其后,殴打、杀害外省人的情况得到制止。这使我们对“二·二八”事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。

李伟光声援岛内抗争运动

台籍中共党员李伟光(台盟创始人之一)领导旅沪台湾同乡会声援岛内民众的抗争运动。旅沪台湾同乡会等台湾旅京沪七团体组建二·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,组织代表团赴台了解情况,并印发《台湾大惨案报告书》。

1947年3月10日,《中央日报》这样记录台湾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:“台民所争取者,仅为地方自治”,“并不是民族的离心运动,更不是台民想脱离祖国。同时,台民更不是反对外省人,反之甚盼外省人给予帮助,甚盼能与外省人合作”。李伟光及时反馈包括岛内民众在内的全体台湾人民的强烈愿望,强调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亦没有丝毫减弱。

李纯青揭穿美国鼓动台湾“托管”的本质

“二·二八”期间,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主张将台湾交与联合国托管,这是美国舆论界继1942年抛出台湾“托管论”之后的又一次旧话重提,美国实际上是台湾“托管论”的始作俑者。虽然个别人在美国的鼓动下,提出过“国际托管”的口号,但这不是“二·二八”事件的主流。

1947年,台湾光复两周年纪念日,台籍中共党员、《大公报》记者李纯青(后任台盟副主席)在台湾《公论报》发表《提醒一个错误》。此文指出,“台湾给国际实际是给美国托治”“他们和台湾有什么关系没有呢?没有关系会爱台湾,为台湾人的幸福想吗?我想是不会的,道德没有发展到这样高度,被托治是很丢脸的事。”这段文字揭露了美国鼓动台湾“托管”的本质。

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

1947年11月12日,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,参加“二·二八”的台籍精英谢雪红、杨克煌、苏新等在香港发起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。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响应五一口号,参加新政协。他们继续发扬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、主张台湾实行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斗争精神。谢雪红说,台湾人民在“二·二八”抗争中提出的“民主自治”口号,就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定名的依据。

后来担任台盟中央主席的张克辉强调,没有“二·二八”就没有谢雪红,没有谢雪红就没有台盟。

1949年,一大批参加“二·二八”的台籍精英辗转来到北平,他们加入台盟,参加中国共青团大会、新政协会议。作为“二·二八”亲历者,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坚决反对台湾“托管论”“台独”等任何分裂祖国的谬论,坚信祖国必将统一,并愿为此付出一切。这群爱国爱乡的台盟前辈的心路历程,是我们正确理解当年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真实涵义的实例。

纪念“二·二八”

台盟诞生以后,每年举办纪念台湾人民“二·二八”起义的活动,坚决反对“台独”是台盟所表达的重要观点之一,也是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爱国同胞纪念“二·二八”的重要观点之一。

台湾人民的抗争运动实行民主自治,而非排斥外省人的运动、非分离祖国之举,这是“二·二八”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。1947年8月,谢雪红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强调,“二·二八”起义“完全是和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路线相符合的”。台湾人民“二·二八”起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,“二·二八”起义所反映的台湾人民反专制、争民主、求自治的意愿与整个中国人民反独裁、反内战、反饥饿的意愿是吻合的。

1948年2月28日,台盟在香港举行纪念“二·二八”起义一周年座谈会。同一天,香港《华商报》特别刊发《台湾二月革命周年特辑》,郭沫若、沈钧儒、邓初民、方方、马叙伦、章伯钧等撰文支持台湾人民的斗争。

1949年,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两周年之际,香港《华商报》再辟专栏纪念,并载台籍爱国人士的文章。其中,李纯青的《石狮嘴里的石球——台湾》一文明确指出,“若把石狮比作中国,它嘴里衔着那个石球可比台湾”,“石球在石狮嘴里可以转动,但它属于石狮的一部分,是拿不出来的,偷不走的。”“台湾是属于中国的,不能单独存在,也偷不走的。”

纪念“二·二八”,自然要真实反映那场官逼民反的事件真相。从当年的复杂历史背景中厘清历史真相,了解那个时代台湾人民的诉求,正确理解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真实涵义。读懂那一代台湾人的爱国情怀,才能使我们的讲述不偏离历史轨道。以史为鉴,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,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!(作者徐康,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,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台盟部分主编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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